白雀园“大肃反”，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。将近三个月的“肃反”，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，十之、六、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、杀害，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。

　　红四军在南下问题上坚持自己的意见，召开鸡鸣河会议公然反对张国焘的决定，使他十分恼火。九月中旬，我们按他的命令率军北返麻埠时，陈昌浩同志匆匆赶来，宣布分局的决定：撤销曾中生的军政委职务，由陈昌浩接任。我心里很不痛快，因为是分局的决定，也不便说什么。曾中生同志表现非常好，并没有因遭受打击而灰心丧气。

　　这时，蒋介石窜到武汉，亲自部署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“围剿”。敌三十师师长吉鸿昌已下台，蒋介石令原冯玉祥系将领李鸣钟率该师驻信阳；而将西北军的另两个师（张相印三十一师、葛云龙三十三师）调驻黄麻，使之北靠革命根据地，南临长江，以便挟制。敌五十八师、十二师和的王牌军第二师，调豫南接防。赵冠英第六十九师，进驻鄂东。徐庭瑶第四师和俞济时南京警卫师，调往武汉，有点战略预备队的性质。敌军调动频繁，我们有所考虑，但一时还看不清蒋介石的总意图。

　　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后，即开始在部队中“肃反”。部队一面“肃反”，一面打仗。他管“肃反”，我管打仗。

　　我们首先在武庙集、草庙集、何凤桥一带打戴民权。戴是土匪部队，很狡猾，你一打，他像乌龟一样，把头缩进城里，死活不出来，结果只消灭了他们个把营。

　　战后，部队进驻白雀园，张国焘亲自跑来，坐镇红四军的“大肃反”。鄂豫皖根据地“大肃反” 的直接导火索，起自所谓“AB团”。“AB”二字，是英文“反布尔什维克”一词的缩写。

　　据陈昌浩告诉我，八月初，红四军南下作战时，政治保卫局在后方医院中破获了一个“AB团”组织。成员多是岳维峻的旧部，准备在九月十五日暴动，要炸毁医院， 抢走岳维峻。一些县委、区委也发现有改组派，并牵扯 到了部队，军委在新集就逮捕了原一师政委李荣桂。所以，他到麻埠后，就立即逮捕了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、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、范沱等二十多人。说这些人是四军中的反革命，要举行兵变，拖走红军去投降。

　　一方面，在“赤白对立”的那种严重形势下，敌人派特务、探子、狗腿子来根据地内部进行破坏、策反，屡见不鲜，我们过去就处理过这类的事。而且，中央也不断有指示来，强调肃清混入我党我军内部的改组派、第三党、AB团等反革命组织。说我一点都不相信，那是假话。

　　但是，另一方面，我有怀疑，也是真的。因为陈昌浩同志抓起来的那些红军干部，都是跟我们一起打游击走过来的，作战勇敢，平时没什么异常表现，一夜之间就成了改组派、AB团，使人不可理解。我们一边行军、打仗，他就一边抓人，越抓越多，给了我很大的震动。

　　有天，部队走到商城以西的余家集，我正站在路边的山坡上看着队伍行进，陈昌浩也在。队伍里抬着两副担架，上面蒙着白布，我就问他：“谁负伤了，抬的什么人？”

　　我大吃一惊。许继慎、周维炯都是师长，也成了反革命啦？！我说：“怎么搞的，把师长抓起来，也不和我说一声！”

　　他知道我不满意，但没再说什么。按照那时的规矩，“肃反”是单线领导，决定权在政治委员。捕人他有这个权利，相反，你要过问，便是越职擅权，不允许的。搬的是苏联的那一套，有什么办法呀！

　　有天，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情，派了个姓钟的特务来给十二师师长许继慎下书，搞反间计。这封信是以蒋介石的名义写的，诡称：“匍匐归来之子，父母唯有垂泣加怜”。表示欢迎许带部队去投蒋，定将受到优厚待遇，云云。

　　许继慎立即将特务逮捕，连人带信一起送交军部处理。曾中生和我审讯了特务，转送分局处理。我们还给分局写了封信，说明根据许继慎同志的一贯表现，他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。敌人下书是搞的阴谋，企图离间和破坏我们。

　　对此，曾中生（曾任红四军政委、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等职，1935年8月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四川理番县卓克基——编者注）和我在八月二十日致党中央的报告中也作了说明：

　　“打下英山后，有名钟蜀武者，自称来找许继慎的，经过我们秘密审讯以后，他说名义上是从南京政府派来运动许继慎倒戈，实际上他是第三党，受邓演达之命来找许继慎的。”

　　“钟某我们还在密禁着，将解到中央分局去，由中央分局去处办。这里我们要负责，许继慎在组织上当然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，然而许多社会关系不能打断这一点，我们已严重警告他。总之，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各样的阴谋来破坏我们，这里，我们更有严密党的很重要的意义。”

　　如果仅仅为了这桩公案，就逮捕许继慎，有什么道理！他要是和蒋介石真有秘密勾结，还能把特务和信件，交给组织上处理吗？

　　倪志亮同志从上海开会回来，曾悄悄对我说过：中央打了招呼，说许继慎这个人关系复杂。

　　许继慎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学生，北伐战争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、团参谋长，后任红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长。他很早就入了党，作战身先士卒，指挥果断、灵活、不怕死。

　　我和他在红一军、四军一块工作，未发现他有什么异常活动。在军队中，他并没有拉拉扯扯，培植私人势力，或是企图把军队变成自己的工具，大家也未曾发现他同有什么勾搭。

　　他只不过有点个人英雄主义，生活上散漫些，社会关系很复杂点。这算什么大问题呢？当时和现在不一样，一天到晚大家在一起，吃饭、睡觉、行军、作战，都是集体活动。谁有什么心思、动静，容易被大家看得清清楚楚。

　　我想了很久，觉得他怎么会成了反革命呢？难以理解。许继慎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，为这件事，张国焘很讨厌他。我劝过他，叫他不要再这样讲。我想，把他抓起来，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吧。

　　至于周维炯，他不光是有个人英雄主义，旧习气也比较多。但他打仗很勇敢，人也聪明，是员战将。

　　后来，特委书记郭述申向中央写过调查报告，六安县委也写过调查报告，都证明枪杀二徐及戴抗若的事件，主要系王泽渥等人所为，许多密谋都是背着周维炯的。他是师长，当然要负一定责任，但与王泽渥等绝不能相提并论。他怎么忽然成了反革命呢？

　　为了搞清这样一些问题，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延安时，曾找到鄂豫皖时期在保卫局看押犯人的一个同志，问他：张国焘为何需要抓这些人，他们有些什么口供？

　　他说：“周维炯的口供是，老子二十年后还要革命，我不是反革命，你们才是反革命！”你看，表现得多么坚决！

　　后来还是一个特务说了真话。一九四二年陈毅同志到延安的时候告诉我，他在新四军与谈判时，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：我们略施小计，你们就杀了许继慎。可见，我们是上了的当了。

　　白雀园“肃反”，闹得真凶。张国焘亲自审讯。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，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，保人，说我刚来鄂豫边时廖荣坤等同志就是营长、连长，打仗好等，以后就干脆把我甩到一边，连会也不让参加，甚至暗地里审查我。

　　“肃反”的对象，主要有三种人：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，不论是起义、投诚的还是被俘的，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，要审查；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，不论表现如何，要审查；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，凡是读过几年书的，也要审查。重则杀头，轻则清洗。

　　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异动，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，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；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组成巡视团，派到各师，监督“肃反”。弄得人人自危，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，生怕被说成是“秘密组织”、“反革命活动”。就连王树声、倪志亮这些老同志见到我，都不敢说什么。真是一片的气氛！

　　许继慎一案，是张国焘作文章的借口。他们把一些人抓起来，逼、供、信，宣称许继慎组织了反革命集团，要利用南下带上部队投降蒋介石；所谓在英山活捉的敌团长张汉全，亦被许继慎放走；曾中生包庇他，所以才被撤职。有鼻子有眼，以证明张国焘东出方针的正确和“肃反”的必要性。他一手拿着中央的肃反指示，一手抓着许继慎等人的“证据”，谁还能说话呀！

　　张国焘这人不是没能力，但品质不好，他是借口肃反，剪除异己，建立个人统治。不仅搞军队，也搞地方。被肃掉的大都是有能力、有战斗经验、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导骨干。

　　最早革命的一些领导人，如徐朋人、戴克敏、曹学楷、陈定侯、肖方、周维炯、姜镜堂，以及许继慎、曹大骏、熊受暄、陈奇、王培吾、李荣桂、柯柏园、庞永俊、潘皈佛、罗炳刚、查子清、李奚石、高建斗、封俊、江子英、黄钢、程绍山、王长先、袁皋甫、吴荆赤、王明、魏孟贤、任难、廖业祺等团以上干部，均先后被逮捕、杀害，令人痛心。营以下的干部、战士和地方上的干部、群众不知名的，更不知有多少！

　　部队纪律严格，抓就抓吧，杀就杀吧；地方上把群众搞翻了，黄安五区的人民起来反对保卫局，群众贴标语、喊口号：“打倒张国焘帝国主义！”

　　像张国焘这种品质不好的人，搞家长制统治的人，根本就不该派来鄂豫皖当一把手。这是第一条教训。

　　像沈泽民同志（茅盾之弟，张琴秋前夫，曾任中央宣传部部长、鄂豫皖省委书记等职，1933年病逝——编者注），是好人，但“左”得很。他不仅积极搞“肃反”，还有套理论，提出要“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与非无产阶级观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线索”。主观上认定必有反革命，非打着灯笼找出来不可，幼稚得很。

　　其实，哪个人的思想百分之百的正确，没有一点毛病呢？“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”。同志说过这句话，就是要我们用一分为二的观点，即辩证的观点，看待同志，看待事物。

　　天底下没有一贯正确的人。人，总会有缺点和错误。有了缺点或错误，有非无产阶级观念，就变成找寻反革命的线索、依据，行吗？革命和反革命，是有界限的。把一般思想认识问题与反革命混同起来，势必搞扩大化。

　　陈昌浩同志就更凶喽，捕杀高级干部，有时连口供都不要。这个人干劲十足，但容易狂热。记得围黄安时，有个农民领袖、红军团长叫黄钢，被当作改组派抓起来。他不服，自杀了。陈昌浩回来说：“你看黄钢反革命多么坚决，他剖腹自杀！”认定人家是改组派，没有证据也信以为真。指导思想上“左”到那么严重的程度，冤死了多少革命好同志噢！

　　逼、供、信这东西，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司空见惯，是剥削阶级司法制度的产物。看京戏，那里面的青天大老爷把惊堂木一拍，动不动就上大刑，被屈打成招的事可不少。《苏三起解》里的老解子，见到的冤案太多，才发出“公道不公道，只有天知道”的感叹。

　　我们的“肃反”，把封建主义的东西搬来了。一逼、二供、三相信。捕人、杀人不讲证据，全凭口供。许多刑罚骇人听闻。一些基层干部和战士，连AB团、改组派、第三党是什么名堂都不懂，更想不到那是掉脑袋的罪名。你说他是，就承认。承认了还不行，得说出“同党”来。说吧，无非是些要好的同志、同乡，在一块议论过什么事，便成了“同党”、“反革命组织”。就这样，一株连一大片。逼供信，冤假错案，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再发生，运动中也不鲜见，很值得研究。

　　那个时间，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。教条主义、主观主义、宗派主义搅在一起，在全党，在各个根据地，搞肃反，搞扩大化。他们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挖AB团的经验，推广到鄂豫皖来，又把鄂豫皖、湘鄂西的“肃反”经验推广到别的根据地去，来回折腾，大搞特搞，造成特别令人痛心的损失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，对此专门作过总结，这里不必多谈。

　　我和程训宣同志是一九二九年底结婚的。她是黄安人，家住檀树岗程伍德村，妇女工作干部。我老在前方打仗，她在后方工作，我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。

　　一九三二年反四次“围剿”时我在七里坪一带打仗，战局很紧张，我无法回家看她，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，好行军作战。警卫员回来悄悄地对我说：程训宣被抓走了，人家说她是改组派！

　　她的命运如何，我不得而知，也不便过问，听候组织“审查”就是了，还是打我的仗。

　　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，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。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告诉我。

　　一九三七年到延安，才听说她和王树声的妹妹等一批人，都被杀害了。我就问周纯全，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，她有什么罪过？周说：“没什么罪过，抓她就为了搞你的材料嘛！”

　　她家里弟兄姐妹五个，全都参加了革命，对党忠心耿耿。大哥程启光，员，我们的特务队长；二哥当教员，也是员；三哥任过基层的苏维埃主席，被敌人杀害；兄弟在我们司令部当警卫员，以后在红二十五军，也被肃掉了。她被抓走后，究竟受过什么刑罚，我不清楚，听说是打得不成样子，没什么口供，相当坚强。

　　一场革命，人民群众的牺牲是巨大的。不仅对敌斗争要付出血的代价，在党的路线发生错误时，同样会付出血的代价。由此不难理解，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，是多么重要！

　　当时内部杀了那么多的人，也没有把我们党搞垮，把红军搞垮。人心向着，向着红军。不革命，人民没有出路。干部被抓一批换一批，再抓一批再换一批。被肃掉的同志，难以数计。队伍就是不垮，极少有人叛变投敌。原因是我们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，代表了人民的利益；红军指战员，工农出身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，与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，有血海深仇。历史证明，我们的党尽管多灾多难，但力量却是无穷无尽的。